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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615156.com关于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研究

时间:2015-03-26 11:53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蒙元服饰 回鹘服饰 党项服饰 包铭新 来源:东方早报艺术评论 少数民族有其固有的服饰,包括材料、纹饰、偏好之色彩以及相关的习俗和制度。在他们没有进入中原汉族居住区之前,已经在这些方面与汉族有交流并相互影响。当他们在改造氏族和部落形式、建立国家制
蒙元服饰 回鹘服饰 党项服饰

  包铭新  来源:东方早报艺术评论

  少数民族有其固有的服饰,包括材料、纹饰、偏好之色彩以及相关的习俗和制度。在他们没有进入中原汉族居住区之前,已经在这些方面与汉族有交流并相互影响。当他们在改造氏族和部落形式、建立国家制度和机构时,又会学习和借鉴中原的服饰制度。当他们建立政权时,对汉族服饰及其章服制度的取舍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抉择之一。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历史可以看作是一部民族间争斗融合而共存之历史。古代中国以中原君临天下,国界是变动的。由于东方和南方有较多的海岸线,西边亦多高山峻岭险恶地形之存在,疆域较多趋于稳定;而北方存在着巨大的进退空间。

  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常被称作胡或胡人。胡人可以指我国北方的边民,有时也可以指称北方或西域的外国人。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用一个固有的历史名称来指代统括,那就是胡服。尽管朱熹早就指出:“今世之服大抵胡服”,但中国古代服饰中的胡服成分,还是被大多数人大大低估了。例如,拓跋鲜卑的北魏政权,特别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成了当时事实上的中华文明中心的代表。对此,《洛伽蓝记》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可谓尽天地之区也。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闺填列,青槐荫柏,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在焉。”当时的南朝使者入洛阳,都惊叹此地的宫宅衣冠之盛。

  少数民族都有自己固有的服饰,包括材料、纹饰、偏好之色彩以及相关的习俗和制度。在他们没有进入中原汉族居住区之前,通过贸易、赏赐和供奉等不同形式,已经在这些方面与汉族有交流并相互影响。当他们在改造氏族和部落形式、建立国家制度和机构时,又会进一步受到中原政权的影响,包括学习和借鉴中原的服饰制度。当他们进入汉族居住区,乃至建立政权统治包括汉族在内的多族人民时,对汉族服饰及其章服制度的取舍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抉择之一。

  中国古代方少数民族对此的态度和抉择大致有三。一种是采取服饰的汉化。典型的例子是北魏拓跋政权,特别是孝文帝时期。《资治通鉴》卷140记太和十九年(495) “魏主引见群臣于光极堂,颁赐官服”,卷141记太和二十一年“朝臣皆变衣冠,朱衣满座”。这说明北魏服制采用汉族政权冠服制度,并取得成功。这是尚书李冲(汉人)等费六年之久所制定的。孝文帝的服饰改革在制度外就不那么顺利。同卷142记他南巡归来,见洛阳仍有不少鲜卑妇女“犹带小帽着小袄”,十分不满,责怪任城王元澄及留守官员,使之“皆免冠谢”。其实这里使用“汉化” 一词并不是那么合适。有一个新的概念“涵化(acculturation)”或许更精确一些。因为一方面是鲜卑服饰的汉化,另一方面却是汉人也染上了“胡气”。正是由于北魏时期的这种服饰“涵化”现象,“质朴坚实的汉人”才变成了“富丽堂皇的唐人”(张庆捷语)。

  另一种则采取强制措施,逼迫汉人改着少数民族服饰,如清代所发生者。清朝以人口极少并以骑射为主之满族为核心,要取代明朝以来统治人口多、面积大、文明高度成熟的中土,除了运用军事和政治之手段,还需借用包括“改冠易服”在内的文化手段作为辅助。服饰成为制度,而制度化的服饰就是高度符号化的服饰或充满符号化元素的服饰。这些符号化的元素一部分来自入关前的满族服饰,承继着契丹女真一脉之传统。这些元素可以强调满族作为统治者的特殊地位,赋予其天授神权的光环。但是,还是有一部分来自以汉族为主的中土文明的元素被有意或无意地保存了下来。深藏于历经千百年来改朝换代因袭变革的制度文化中的这些元素,可以赋予原本被视作异族的外来者以正统继承者的形象。

  居于这两种之间的是第三种,即放任汉人着汉族服饰,少数民族着自己的民族服饰。此则以辽代的契丹为典型。由于契丹人南北分治的二元政治主张及其中国意识(自称北朝而以宋为南朝),辽代实行的是“国服(契丹服)”和“汉服”并行的二元服制体系。

  所以,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服饰,不仅是物质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治史的一部分,其历史的重要性(historical significance)常常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历史研究的材料,有文献、实物和图像三大类。与研究汉族的历史不同,也与研究少数民族政治、经济、军事史不同,少数民族服饰史的文献研究比较困难。一是少数民族的历史文献大大少于汉族的历史文献,二是少数民族历史文献中常常缺少了像汉族正史中自东汉永平二年(59)以来连续不断的有关服制的官方记载。三是尽管《魏书》有“礼志”,《辽史》有“仪卫志”,《金史》和《元史》有“舆服志”,但是这些汉人学者用汉语语汇为能指的记载,很容易使读者对其所指产生歧见和误解。如《元史》中的“只孙”和“怯緜里”被释为“一色服”和“剪茸”,失去了原文中的色彩和语境。

  另外,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的遗存也较少。虽然本书涉及的这些古代民族都有一定的相关服饰文物出土,但由于与汉族的墓葬习惯不同,要判断这些文物的归属,或他们与某一民族的相关程度,都颇费周折。即使有了结论,也常常留下商榷的空间。其中少数受汉族影响较多的墓葬,如北朝和唐代的粟特人墓、辽代的契丹人墓,指认较易;而西北较多的胡人墓的出土品,常被人用作匈奴文化研究,但对此提出质疑也有充分的理由。

  相对于文献和实物,有关少数民族服饰的图像较为丰富,且在时空的分布上也更加适宜研究之用。敦煌壁画和雕塑的创作时期延续千年,这对于研究者建立古代少数民族服饰在时间向度上的发展轨迹十分有利。所以我们更重视图像材料的分析和解读。当然,我们也充分意识到“图像的陷阱”之存在。

  东华大学服装艺术设计学院很早就开始了对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的研究。1997年,我指导研究生宁方军着手对“敦煌早期壁画对研究北朝服饰的可行性”做了研究。后来我们又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研究院、中国丝绸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考古所和山西省考古所等单位合作,以图像材料为主进行此专项的研究,并先后成立了敦煌服饰研究中心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染织服饰专业委员会,以加强与各方的合作。■

  (作者系东华大学服装艺术设计学院博士生导师,本文原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研究》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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